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美国无线电公司揭开了“活”电视的面纱，不过那时它至多不过是万千新发明中更新奇的一种而已，大多数人们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因为，直到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鲁汉指出电子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志在把世界塑造成一个“地球村”时，还应者寥寥。但今天，谈论起电视，不管有多少行家指责它是“巨大的沙漠”或是无须动脑筋的傻瓜，人们都已经十分理智地敬畏于它那无限吸纳我们的时间和改变我们看法的能力。电视作为“媒体之王”创造了一个被我们以为是真的世界，拓展出接近无限的经验边疆，使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对于在电视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电视是抚慰者、保姆、老师和伴侣。
正是因为电视对社会和个人的深度介入，使得对电视与社会复杂关系的探讨也成为了社会学、传播学和更广阔领域中人们关注的重大命题之一。
人们常常认为，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之大，对生活影响面之广，以致这两个社会之间彼此不能辨认。据称，这种差异的特征之一就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完全被图象和信息所包围，或用赞瑟斯通的话说，被“源源不断的、渗透当今社会日常生活结构的符号和图像”所包围。电视显然就是这样一种充斥着视像的媒体。它的这一特征使它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总是既受尊崇又受辱骂。
例如，支持者认定，在20世纪的后半叶，以电视为先导，现代传播迅速重组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世界被家庭化，人被世界化，人和人被飞速地撞击在一起，人和世界的关系被重新定义，按照麦克鲁汉的说法，媒介是人的所有器官及其机能的延伸，车轮是腿的延伸，电话是口和耳的延伸，而电视作为耳朵和眼睛的延伸，每天都以海量的交叠组合的镜头向你展现风云大事和伟大人物的生动细节，把整个世界呈现在咫尺荧屏之中，呈现在你的眼中；他者的生活及情感经历也以故事（电视剧）的方式传递人生的间接体验，丰富我们的情感。而反对者则声称，在电视的强力攻势下，电视遥控器反过来成为了我们的主人。我们会为假象的情节流泪，却不再会因为陌生去开动自己的想象力。表面上，电视似乎给了个人无限的选择机会；而事实上，每个人面对的都是相同的窗口。我们经验边疆的拓展不是个性化的，而是大工业式疯狂复制的。透过那扇窗口我们看到和体验到的，其实是中心机构希望我们看到和体验到的。所以，在理解媒介，享受它带给我们的好处的同时，还要防止被它“截肢”。
人们还争论电视的内容及其作用。长期以来，关于电视暴力戕害儿童天性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除此之外，人们还关心电视的政治传播和意识形态控制功能。曾经有不少人认为，电视加剧了东欧和前苏联的崩溃，因为电视的普及为那里的公众展现了西方世界的自由与繁荣，从而导致了对现状的巨大不满。在美国国内，电视也被认为加速和加剧了民权和女权运动。还有很多文章集中探讨了电视教育公众、刺激经济和团结全国的能力。自然，也有人担忧，电视的这种威力有可能被政府用于控制人民，剥夺他们的隐私和自由权利。
总之，身处当代文化中的人类，越来越依靠传播媒介来构筑自己的“世界图景”。对媒介自身来说，这既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十分沉重的责任。
英国著名学者阿伯克罗比所著的《电视与社会》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全书共分八章，分别是电视的重要性、电视的文本、电视的类别、电视业、电视的制作、观众的重要性、考察观众和后记。作者认为要全面分析电视与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重视电视文本、制片人和观众这三个方面。三者的相互关系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涉及道德和政治的更具广泛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答案，但所有的读者都有可能从本书中获得启示。（作者南京大学政治系研究生）
（阿伯克罗比《电视与社会》近期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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